扶輪2000年
巨幅變革的發起人
使扶輪更強大的變革
前總監邵偉靈PDG Dens
「一想到我們今天所作所為大部分在扶輪成立的第一年巳經就序，實在令人憂心忡忡。」
扶輪基金會保管委員會主委，RI前社長比爾•韓德立Bill Huntley於1999年阿拿罕國際講習會上所說的一句發人深省的話。
如果從芝加哥開車到伊文斯敦，你會穿越Rogers公園。當初（1900年）保羅•哈理斯就是在那裡想到要籌組一個結合企業朋友的社團。而5年後，此一構想演變成扶輪。但是在1905年，當扶輪的構想首度誕生於世時，那時候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迥然不同。扶輪起源於後維多利亞時代初期（the immediate post-Victorian era）。生於1868年的保羅•哈理斯本人是屬於維多利亞時代。那時候到處都充滿工業發展的篷勃生機（industrial vigor）、移民風潮（immigration）、以及維多利亞時代的價值觀（Victorian values）。每個人都各守本分，而我們所謂平等的時代（the egalitarian age）那時還尚未萌芽。
然而世事變化神速。保羅•哈理斯成長的世界，以及扶輪早期歲月，隨著法蘭德斯的煙硝而飛灰湮滅。昔日有條不紊、階級分明的生活巳埋沒在1914-18年的戰壕泥濘之中。正在萌芽階段的扶輪，必須一邊面對著混亂的世局，一邊試著尋找自己的角色以及扶輪存在的目的。戰後，扶輪社員們努力重建個己的生活，並擴展扶輪組織，卻萬萬沒想到20年後歷史竟然重演。儘管如此，經濟蕭條的20年代及30年代正是扶輪成長的年代。可是，那時扶輪的組織仍舊是缺乏彈性，絲毫都沒有改變。
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更使社會大為改觀。隨著戰後嬰兒潮的報到、共產主義及種族分離主義（Communism and Apartheid）的瓦解、以及電子革命（the electronic revolution）的來臨，變化加劇。時至多變的今日，然而當我們回首環顧我們的組織時，我們會發現儘管我們扶輪有一流的計劃，影響力早已遍及全世界。然而扶輪的架構和語言仍舊依附在19世紀雅多利亞時代的老根。例如：就連我們組織基本的各種辦法我們都無法用當代經理人所能懂的語彙來對他們加以說明。我們要怎麼說出一個所以然來？甚至如何說明？我們發現我們不得不告訴那些新社員，扶輪是用昨日世界的制度在營運。然而我們都知道昨日那個世界和今日這個世界的差異。就像萊特兄弟的第一架飛機之於747巨無霸噴射客機一樣巨大的差異。身為跨世紀領導人的我們，我們能再繼續手忙腳亂地去企圖將21世紀的文化和語言硬裝在19世紀的舊瓶子嗎?這就是為什麼許多扶輪社員會如同RI前社長比爾•韓德立Bill Huntley為國際扶輪的未來感到那麼憂心。現在就讓我們自己問問我們自己－
我們真的對扶輪所走的方向有信心嗎?
我們對於扶輪龐雜的程序規則感到愉快嗎?
我們是否獲致所期望的目標；扶輪的成就和成長是否達到巔峰?
下一個世紀的扶輪應該有怎樣的形態和風格?
然而，我們並不需要太悲觀。因為，在過去數年，國際扶輪的行政管理程序也正在努力地進行檢討。世界總部展開有史以來最全面性的策略規劃行動。扶輪正在檢討一切，從電腦功能，到扶輪在新聞媒體的曝光率。同時，扶輪基金會保管委員會也努力在許多的方面進行改革。並已使基金會變得更容易為人了解，更平易近人，申請程序也更加簡化、以及他的儲備基金的新政策（the new policy on Reserve Funds）等等的改變，這些不都是現代化思想下的產物？
當然，扶輪的改變並不只是因國際扶輪的行政管理程序的檢討與改變。或基金會變得更平易近人，申請程序變得更加簡化。或者我們的網站上巳有一個特殊空間可供扶輪義工交換關於如何吸收義工以及保留義工的各種意見就足夠的了。我們更應為扶輪運動去挑戰過去以及現在的種種程序，並創造管理扶輪成為一個簡單而現代化的組織而努力，這不也是我們作為扶輪領導人的責任？
因此，扶輪多麼需要從我們自己來“變革”起。首先，從各社召開扶輪社領導階層會議，共同討論未來3到5年社的策略目標。找尋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例如：
l 基層扶輪社（the club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與伊文斯敦世界總部的領導階層之間在想法上的歧異？
l 如何使社友對扶輪規則與計劃每年變更的現象減少不滿？
l 我們的規則本身哪裡不合時宜？
l 哪些規則不適合在所有文化中推行？
並邀請地區總監所指派地區領導階層的人與貴社討論“立法會議（the Council on Legislation）”。並教育社員去了解立法會議及如何在規劃與凝聚國際扶輪的未來方面去提出扶輪社共同的意見。同時，藉此強調我們唯有透過我們立法會議的民主程序才能改變這些規則。在彼此討論與協調中，讓社友們去了解到身為籌備2001年立法會議的我們，將有進入千禧年第一次也是最特別的一次機會來推動扶輪的“變革”。在此，我特別要強調的是這種“變革”是種藉由尊重過去（to respect our past）的方法來規劃未來，也就是說我們不必在7月1日又去困擾社友再去重新塑造一個新的扶輪（to reinvent Rotary）。相反地，我們須以過往為基礎，來強化我們的未來。如何為扶輪的大我，去犧牲小我。也就是如何從「我」轉變為「我們」，從「自我」轉變到「團隊合作」（moving from “I ” to “We”, from our “ego” to “teamwork”）。最後，經過如此相互切磋，我們的立法會議代表在立法會議上定能真正地代表我們以一種使命感與眾人的期盼的心情，而不再是如同以往過於墨守成規的態度，前去對我們這個雜亂無章的組織結構去針對問題進行增刪，以及修補的工作，好為下一個世紀的來臨做好準備。
同時，經由訂定每個人都能夠施行與尊重的規則––一種更具彈性，可以適應各國不同文化的規則––我們只有這麼做，才能建立一個真正提倡“持恒”（Consistency）的組織，也只有這麼做，我們才能吸引並留住更多新的社員。
以上所談的就是如何在“扶輪2000年”我們由下而上重建扶輪的力量（We must rebuild Rotary’s strength from the bottom up.）。但是這種改變我們的規則與組織其實要較改變存在我們社員根深蒂固的若干態度來得容易。因此，我們應從我們內心的“變革”另一種由下而上重建扶輪力量的方法。那就是在我們的行動與態度中共同檢討如何去建立更多紀律，如何努力在我們的企業與職業中訂定道德行為（ethical behavior）的標準，我們在行事舉止間重視道德正義。好讓我們培養持續服務所必需的謙卑與慷慨。讓我們成為更“持守”的扶輪社員，來表彰扶輪默默耕耘的義工與捐獻者（the “silent” volunteers and benefactors of Rotary）—那些不求聞達，服務扶輪與社區的人。並且讓我們和我們的扶輪社分享這些原則，也只有我們是位能夠實行崇高的倫理與道德標準（practice high ethical principles and moral values）扶輪的領袖––這種高品質的社員才能促進高品質的計劃，只有高品質的計劃才能吸引高品質的新社員（Only quality members can promote quality projects, only quality projects can attract new quality members.）。讓我們一起努力在下世紀讓扶輪擁有100%履行服務––高品質的社員而努力。因為，也只有完全擁戴扶輪的理想，才能在社區與全世界建立扶輪真正的“持守”（credibility）。
“If Rotary is to realize its proper destiny, it must be evolutionary at all times, revolutionary on occasions.”
「如果扶輪要實現它的使命，就必須在時時求進步之外，偶爾更要大肆變革一番。」
我們充滿智慧的創始人保羅•哈理斯曾於1930年6月24日，在芝加哥年會中所說過的話。那不過是在扶輪創始後25年就說過這些話，但在我們邁向新世紀的今天，尤顯得此話的意義非凡。同時，他也認為「這是一個變動的世界；我們必須隨著變動。扶輪的事蹟應該一再重寫。」
“This is a changing world; we must be prepared to change with it. The story of Rotary will have to be rewritten again and again.”
所以，改變向來是扶輪固有的本質（Change has always been an inherent quality of Rotary.）。同時，我們組織在創立於近100年前。從那時候至今，社會在許多方面巳經歷經無數變革。人類的需要也巳經有巨大改變。所以我們也必須改變。並且我們只許成功絕不能失敗，否則扶輪的未來堪慮。因此，我親愛的2000年服務的領袖們（Leaders in Service 2000），你、我，我們全部都有改變的責任。我們應同心協力，共同創造一個更有彈性，更切合時宜的扶輪（a more flexible and contemporary Rotary）。為使扶輪能更強大的變革，現在就讓我們共同一起來擔任位─
推動巨幅變革的發起人